李希柘知道他一直站着，憋着气，这个时候正好给了他一个发泄的借口，他虽然生气他将气撒在自己身上，但他懒得回嘴。

    孙正宇当即开始讲述，好像害怕两个人会吵起来似的。

    组织上层人员经过一番争论后，决定找人鬼星夜摊牌。在八月份的某一天，组织里两个身份很高的管理人员，身上不带任何一件冷□□，全身不穿任何防护措施，只带着一个杀手组织全心全意的诚意踏进了杂货店的门槛，与他商谈，但为了防止意外情况发生，组织将整个旅游小镇暗地里包围了起来。面对这个杀手排行榜上第二的恐怖杀手，没人敢大意。其实不用怀疑，自从监视星夜的第一天起，对方就发现了，有监视的人说那死老头熟络地给他打过招呼。

    高层诚心要招揽星夜这个人才，提出的条件可谓是相当的诱人：给予星夜仅次于血色黄昏创始人的权利，另外象征性地支付五千万美元。

    李希柘小声嘟囔组织可真有钱，五千万……美元呐！

    对于星夜这种顶级杀手，实际上他并不缺钱，所以上层打算从权利上与他进行交易。血色黄昏作为国内第一的杀手组织，赋予星夜这么高的权利已经是能给出的最优厚的条件了。但人鬼星夜的想法没有人知道，他那深邃似的漆黑瞳孔像是死寂的宇宙，里面充满了太多未知的秘密。在和组织高层人员进行了一番友好地谈论后，星夜拒绝了这个诱人的条件，他说他不需要权利，也不需要金钱，什么都不需要，他表现得像是一个参透人世的老僧，不对任何事情持有欲望了。他说他只在无聊的时候活动活动一下身子，就跟普通人早晨起来跑步一样。

    李希柘对这个消息提不起兴趣，他现在处于追求恋爱、期待幸福的快乐之中，由此他担心着血腥的工作会不会影响到他。就像电影里出现的剧情：李希柘正在工作，谷雨打来电话邀请他共进晚餐；或者正在漆黑的电影院里与爱人共度浪漫时光时，来了个该死的电话让他立即马上滚去工作；更可怕的是自己正在亲吻谷雨甜美温软的唇，正要进行下一步时却被打断了。真的，没什么比这更让人糟心的了。

    但李希柘没有多少钱来供自己在爱情上的挥霍了，他急需一笔奖金来供自己预算中的花销。

    他的两个下属对李希柘这种不认真的态度十分不满。

    “为什么突然会有这个任务，而且奖金这么高？”巨大的金额让李希柘提出了自己的疑惑，他做过奖金最高的一项任务也只有一百万。李希柘暗自欣喜的同时也在担心其中的危险性，特别是组织不“抽筋”——他喜欢这么讽刺那一强盗行为——让他生疑。

    “我们也不清楚。王老大猜测既然星夜不肯加入组织的话，那么就搅他的局。”孙正宇正经起来的样子有点让人好笑，特别是那一对不对称的浓黑眉毛。他看到两个人表现出来的严肃更加重了他心中的疑虑。

    “这次的局面估计会有点乱啊。”赵一博担心地预测，“国家安全部特别行动局全程保护那个洋人，国际杀手挑战人鬼星夜，血色黄昏怎么突然要插上一脚呢。”

    “我们还不知道国际杀手有几个，还可能有国内其他的杀手。”孙正宇阴郁地说道。

    “特别行动局是什么？”李希柘依稀记得王老大和他说过，但他当时并没有特别注意。此时看到两个人老成精的下属特意提起，就明白这个什么局就不好惹，还与国家扯上了关系，更不可小觑。

    赵一博一副小屁孩的神情又出现了。他嗤笑了一声：“你一个皇权杀手，连它都不知道吗？”

    李希柘有点尴尬，他对人对事一直都是兴趣使然，除非有必要，否则绝对不去多管闲事惹麻烦他的理念是作为一个为组织服务的杀手，只负责杀人，至于擦屁股这种脏活，组织会替他解决的，所以他没去过多地在意与了解。

    “特别行动局是国家安全部于1997年成立的一个特殊部门，它独立于其余十六局外而存在，也叫第十七局。虽然它成立的时间比较晚，但它其实是早已存在的一个神秘部门，在没公布之前是一个国家高度机密部门。据说它的成立与1990年——那时候我才15岁，还没加入组织，这些事都是我听说来的——人鬼星夜犯下的一桩大案子有关。星夜盗取了一份高度机密文件，并杀了所有在场的工作人员，有的说是二十个，有的说是五十个，更有的说是一百多号人，国家安全部一直在竭尽全力秘密抓捕他，但每次都被他成功地逃掉。我听组织内部一位朋友说最后一次抓捕他是在2001年，人鬼星夜杀了三十七名武警以及四个情报人员后扬长而去，然后就消失了。九年过去了，星夜重新现身。我不知道组织是如何找到他的，但如果组织都能找到他的踪迹，那么我想特别行动局也可以。”孙正宇说完重重地呼了一口气，他伸出舌头舔了舔干涸的嘴唇，思绪还没有完全回到现实中来。

    “还有一件事，是发生在2000年，不，应该是1999年农历腊月三十的晚上，我还在家里吃年夜饭，没想到大年初一的凌晨五点接到组织集合的消息，当天晚上，从中国各处乃至国外赶来的成员聚集在一处废弃的工厂里。那是我唯一一次见到组织聚集了无论是杀手、情报人员还是扫地的、打铁的等所有人员，我看见黑压压的一片全是戴着面具的人。结果只是告诫我们从今以后不得随意在外惹事生非，轻则斩手，重则除名。对于组织大年初一的召集，组织里有些激进者心有怨恨，不把此当回事儿，一些成员仗着自己拥有血技私自犯下几件案子，然而最后他们都消失了。”赵一博似乎庆幸自己当年没有冲动，心有余悸的表情被李希柘看在了眼里。

    “据说在1999年腊月三十那天晚上，特别行动局找到了血色黄昏组织的创始人。创始人作为一个顶级杀手，自然不会将那些人放在眼中，而特别行动局也没动用常规武装力量抓捕创始人，只是利用权限将方圆十里内都封锁了，并动用几百名武警在五里范围内戒备着。”赵一博说到此处，语气里满是对血色黄昏创始人的尊敬与仰慕，“能让特别行动局动用如此大规模的武警防备，他真不愧当得起一个顶级杀手组织里人人敬仰的英雄。”

    孙正宇与赵一博目光之中的狂热，让李希柘感到十分讶异，他以为血色黄昏只是靠着那两把“权力”与“敬畏”来强迫组织成员心生畏惧，没想到它的精神之所在竟是创始人。

    “‘黄昏之鸟’不愧为‘黄昏之鸟’，面对特别行动局的包围丝毫不慌张畏惧，仍然从容不迫地放鞭炮守岁……”

    “黄昏之鸟是什么？”李希柘打断孙正宇的话，他觉得两个人在胡诌，连创始人放鞭炮都知道，似乎是与他并肩作战一般。他内心已经将这个关于血色黄昏创始人故事的真实性等级降到了最低。

    “黄昏之鸟是创始人的诨名，在杀手界可是名号很响亮的。”赵一博抢话给李希柘解释，脸上带着骄傲的神情。

    “但让人出乎意料的是，特别行动局竟然派出一个十几岁的少女，创始人不想与一个小姑娘战斗，面对对方的挑战只是一味的回避。于是特别行动局将‘权力’与‘敬畏’拿了出来，然后威胁说不应战就除掉血色黄昏，创始人被逼无奈，左手‘权力’、右手‘敬畏’与少女对战。一个十几岁的少女看似很弱，实际上却超乎想象的强大。创始人与少女对战几个小时后，最终不顾众望，赢了特别行动局。自此一战后，特别行动局在业内就出名了，自那以后凡是有特别行动局插手的任务，成功的可能性就会很低。还有一件不得不说的事：那名棋差半招的少女似乎很喜欢组织为刀命名的方式，她将自己的刀命名为了‘武则天’。”

    “刀语呢？”李希柘对这个关于特别行动局的故事不是很满意，他突然深思起来，下意识地问了一句。对于“英雄”式的故事，人们往往只关注并夸大其英勇事迹，以此造就了供人崇拜的英雄，而省掉本本不可被忽略的“细枝末节”。

    他不打算深究，反正与他无关紧要。

    “不知道。只知道刀名‘武则天’。”

    武则天，武则天……好威武霸道的一个刀名啊！

    ☆、胆怯与大胆

    1

    新知识在教室里被阻断了传授之路，一条宽阔的大河横在它面前，它需要花费一年多的时间渡过这条河，然后登陆上岸，继续传经授道如同玄奘西行取经遇上了通天河。我经常看见它在一年之后殷切地期盼着，而我和众多学子正在反复宠幸□□容纳于胸腹之中的旧知识。

    对于少部分学子来说，旧知识像是糍粑，用芦竹将石槽里的熟糯米捣得越烂，做出来的时候味道就越香，吃起来就会溢出享受；同样，对于大部分学子来说，那些淤积在肠胃里的旧知识就像是经年累月埋在地窖里的红苕，从没有精心打理过，殊不知早就烂透在地底下，还散发出一股熏人的恶臭，此时被挖出来，反倒恶心了自己。

    还有传道授业解惑之师者，他们脑海里的知识就像是谷仓里的陈谷子，时常担出来搁在太阳底下晒一晒，还不至于长了虫，但磨成米后自然也就成了陈米，自己吃着不好吃，看到别人吃得津津有味、拍手称赞就笑得合不拢嘴，对于不愿意吃的就尽量加两个菜，凑合着还是可以下咽，要是仍旧不愿意的，那就饿着吧。

    我心中本来是想将老师的知识比喻成农家肥的——促使我产生这个比喻想法的是一句经常出现在作文中的比作句：老师像是辛勤的园丁，培育祖国的花朵。以及我在农村老家看到担粪施肥的农人们，即使是一米六的矮小庄稼汉，也有强健的肩膀，很有技巧性地挑着粪桶——但这个比喻难免太有恶臭屎的味道，而且也可能会被人误解为我是在侮辱知识、侮辱老师。

    其实我怀疑好多人都只看过自己的屎尿，对“农家肥”这一传统伟大概念却没有丝毫的想象力能让其在脑海中成型成状。自然有很多人自恃身份高贵、三观正常，会不愿意去想象农家肥，更会推三阻四、颇有微词，他们会觉得这简直毫无意义，而且混账。这东西会玷污其“纯洁”的思想。

    确实没有任何意义。我也是这么想的，以至于每当有挑粪的农民从身旁走过时，我都会远远地捂鼻避开。确实很臭，我一直都这么认为。

    “土地养育了我们，但使我们茁壮的却是农家肥啊。”流萤讥讽我的做作，我不以为意。“这也是传承了几千年的农耕文化。”

    她这种奇怪的想法使我惊愕地感到不可思议。

    我原本只想在课堂上开个小差，毕竟我属于少部分人，我时时都在捣我的“糯米”、做我的“糍粑”，也就想着偶尔拒绝吃老师的“陈米饭”，毕竟无论什么东西吃多了都会感到厌烦的。

    此类粗俗的比喻是在乡下生活里偶然得之，我自然不敢将其用到作文中——我还没放肆胆大到拿我的分数冒险，尤其还是用这种低俗的东西作比喻——得了低分，免不了会被嘲笑一番；得了高分，还得另外算上同学们“稀奇古怪”的目光。这两样都让人受不了。

    因为我们每年都至少在暑寒假里去祖父家里待上一段时间——以孝顺的名义去看望老人们的身体——而自小我和姐姐就被父母扔在爷爷奶奶身边生活，所以在农村里见到了许多后来城里见所未见的东西。当我第一次听奶奶说我就是出生在猪圈旁边的那个牛圈里的时候，我就十分好奇地想去看一看我那神圣的出生地，却被里面臭烘烘的气味儿吓跑了。

    大人们总爱拿小孩子开玩笑，似乎他们乐于欣赏小孩子脸上那种天真可爱又好笑的窘迫。我一溜烟跑出屋，他们就在屋子里笑翻了天，那震天响的大笑差点没把屋顶上的瓦片给震下来。我跑去问在地里摘菜的妈妈，母亲用伟大的母爱来反驳奶奶的话。相比来说，我更愿意相信妈妈的话，毕竟妈妈是不会骗自己的小孩的。

    但当我听见左邻右舍也这么开玩笑说我是在牛圈里出生，而且在其中还有个村里老迈的接生婆时，我再次对我的出生地感到了怀疑。我不知道该相信谁。

    谁在说谎？我希望我能像柯南那么聪明地解开这个谜题。但它一直悬而未决。

    长大成少年后，回到城里生活一段时间后，我便更倾向于相信母亲了。这不仅仅因为我与母亲之间的爱，更多的原因，想必是我厌恶那个臭烘烘、不干净的牛圈。我变成了一个爱干净的少年，我知道了爱干净的好处，就对它上了瘾。

    往后每次提到回老家，我都会尽量用作业来拖延时间，拖不了的话就等到了老家，变成催促时间的计策，同样我拿出要学习的理由来——老家没法学习，桌子上都是坑坑洼洼，我写得字会像一条条蚯蚓的。孝顺的爸爸总是没好气的怒斥我写的字本来就像蚯蚓，简直就是惨不忍睹。我知道蚯蚓长什么样，我在经常倒泔水的那条沟土里见到过。那种虫子很脏，我拒绝去捉，即使是在钓鱼的时候，也是爸爸帮我将这些小虫儿勾在鱼钩上的。

    我已经见够了农村里的新鲜玩意儿，不想再去见识了。它们虽然开拓了我的想象，但给我带来尽是些奇怪的想法。我总是这么固执地认为。

    姐姐很喜欢安静祥和的农村生活。她说她是一名浪漫主义者，像李白，一生放荡不羁。我讽刺她只有思想上的浪漫，行为上却处处受限。姐姐不以为然，只是像一名村妇穿梭在田间地里，不为劳作，只为“浪漫”地行走，即使是开花的玉米穗掉落在脖颈里很难受，她也没有一句怨言。

    那时候她才初三，是一位天真浪漫的女孩儿，也是名无知无畏的思想者。暑假里，她喜欢在晚霞布满西边那片天的时候，去一条乡间土路上悠闲自得地散步，走到村边的那条小溪里卷起裤子去泡脚，还会在石头缝里捉淡水虾，或者小螃蟹。我还只是个鼻涕流下来只知道用手擦的调皮小男孩，捡一满兜的石子，拉长弹弓去打鸟。我亲眼看见一只鸟儿，在姐姐散步的美丽黄昏之下，从啾鸣的枝头一头栽下来，摔在土地上。又打下了一只鸟儿，我高兴地跑去找它，随后，那只小小的、可怜的家伙在我满心欢喜的眼里闭上了薄薄的眼皮，躺在我大大的小手掌里。殷红的血从伤口处流出来，打湿了它肚子上漂亮的绒毛，淌过我的手掌心。我抱怨它死得太快，将它的尸体扔在了枯烂的树叶上面，然后开始重新寻找下一个目标。

    姐姐见到，说我太残忍，杀害了一条生命。可她却不为它流一滴眼泪，不为它造个坟立个冢，只是同情心泛滥。同样，她在腊月二十九的那天，都不看大人们是如何杀一条猪的，当听到划破苍天的惨叫结束后，才来凑个喜庆的热闹。我还不知道什么是残忍，也不懂得同情的含义，眼睛也不眨地盯着杀猪匠将刀捅进肥猪肿胀的脖子里，然后它使劲地挣扎，然而没有用处，三四个男人同样在使劲地按着。流出来的血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红，不过飚得很远，我离它四五步远，鞋子上也被沾上了喜庆的液体。我看着杀猪匠抽出刀，然后扳着大猪头的下巴，让那道被刀捅开的伤口开得很大，血能尽快流完。我见过最神奇的事情就是那头猪被砍成了十几块，它的肉竟然还能轻微地颤动，真是不可思议。

    我眼睛盯着黑板，眼珠随着老师的粉笔无意识地转动。流萤是不是在教室里经常会想起祖父生活的乡下？

    2

    我从家里的书桌前走到教室的课桌上，从家里的餐桌旁走到教室的课本里，从清早微光下走到夜晚路灯中，就不急不缓地走过了时间和岁月。

    高考骑马踱步而来之时草木皆兵，持矛抵达之时兵荒马乱，乘风归去之时猝不及防。相比之下，中考就显得无关痛痒。

    姐姐考完之后，并没有像个疯子似得跟书过不去，非得撕了那些已经一文不值的废纸，相反，她把所有的书码成三四摞，然后一本一本地从中挑选了十几本留下来作为纪念，有时还会拿起几本翻一翻，也不知道在看些什么，剩下的全都以两毛钱一斤卖给了收废品的大叔。

    她卯足劲儿高兴了几天，然后放榜之后就变得愁眉苦脸了。她的成绩一塌糊涂，连二本线都没有过，差了好几分。但与平时的模拟考相比，尚在意料之中。

    周六晚上，吃完晚饭，兴许是没有足球比赛，父亲坐在沙发上，随意换了一个台，不知是觉得看广告没有意思，还是想起了姐姐糟糕的成绩，开始小声数落起来。他不举自己家儿子的成绩来说教自己家的女儿，举了其他好几个同事家的孩子考得如何如何的好，能上哪所重点大学啊之类的碎碎语，言语不轻不重。妈妈在厨房里干完“本职工作”后，坐在客厅的另一端，一边毫无心思地将脸朝向电视，找了个缝隙插进了话，开始时顺着爸爸的说教，夫妻俩互相配合，而又互有默契，后来说着说着有了自己的思路，就按自己的想法唠叨起来。爸爸开始注视电视里的节目，闭嘴不谈。

    我和姐姐坐在一起。她戴着眼镜、佝偻着背，一脸沉默、毫无表情地盯看着电视屏幕。我半躺着听他们对姐姐的训话，心下里不知道帮不帮姐姐说话，也不知道能不能帮姐姐说话。毕竟她考得差，这是一个事实，而且再一对比我的成绩可能更会刺激到父母，要是拿他们骄傲的儿子的成绩来训斥姐姐的话，她心理上会是很不舒服的。

    我决定沉默以对，但悄悄握住了姐姐的手。

    让我恐慌的是，我感觉不到任何她的情绪，无论是从手上，还是从表情上。她总是能很好地藏住自己的情绪，她很擅长这一点，像是一个伪装大事，达到了最高的境界。那些表露出来的只是她自然无意的行为，这让我猜不透的“故意”给人的感觉就等同于漂浮在水面上的不安感。

    第二天上午网上填报志愿，全家人拿着两本厚厚的填报志愿的书，先找出姐姐能填报学校的那一块，然后就一个一个浏览学校名字和专业名字。我们都不知道哪所学校好、哪个专业好。爸爸说成绩考得差，这些学校都不好。他兴许是想起了同事家骄傲的孩子了。在经过一番详细地讨论后，俩人选了几所听起来不错的学校，然后就琢磨着报哪些专业。夫妻两人都觉得经济类与金融类是不错的专业，但分不清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

    流萤在昨天晚上对我说她想读文学或者哲学，她还给我列举了很多个文学家和哲学家，我只知道课本上的鲁迅先生、沈从文先生及巴金先生等，对她列举出的奥斯卡·王尔德、黑格尔、尼采、大小仲马、查尔斯·狄更斯等只有个模糊的印象。她准备在填报志愿的时候，离家能有多远就报多远，哪怕是穿越大半个中国的求学。父母耐心地说情说理、喋喋不休的闲言碎语，使她稍加抗议后便屈服了。

    父母给姐姐选了几所本省的学校以及相应的专业，姐姐以恳求的态度和些许的执拗保留下了自己的希望，即使是它们排在志愿专业的最末尾。

    好歹还有几个小时的火车路程，而且说不定能实现我的文学梦呢。姐姐在心里自我安慰。

    我好似一个观众，在支持着场上的选手，却无法给予她帮助。

    我以全校第二的优异成绩骄傲地登上了学校的荣誉榜，“苏画屏”三个字成了父母向亲戚朋友同事夸耀的谈资，每次路过学校大门，他们都会驻足在荣誉榜前，看着自己儿子的名字。他们开始期待着三年后还会在这儿看到“苏画屏”——以我的成绩，我可以进省里的国家级重点中学，但父母考虑到离家太远，而且本校奖励我五万块奖金以鼓励我留下来——妈妈没有过多权衡其中的利弊，当即以《论语》中的“父母在，不远游”这种观点为我作下了决定。

    班主任陪着一个我说不清是什么职位的校领导亲自将五万块钱送到家里，父母高兴地接待两人，并坚持要他们留下来吃晚饭。父亲陪着两位客人在客厅里聊天，我是主角，免不了被涉及到话题之中。妈妈在厨房里忙碌，姐姐被差遣去楼下菜市场买些菜。我不习惯和陌生的领导谈话，脸上勉强装出来的笑容让我感到非常的别扭，时不时还得应和几句回答他们的好似“关心”的问题。我想逃离出这个圈子。我没经过父母的同意就私自跟着姐姐下楼买菜。

    电梯里的沉默让我不知道如何来打破。闷热的天气预示着今晚将有一场大雨。菜市场里的味道让我一阵反胃，各种各样的气味儿难受了我的鼻子。我厌恶这些杂七杂八不洁净的空气，我想到我每天吃的菜竟然沾染过这些气味儿，心里有种说不出的复杂感受。

    姐姐在浑身脏兮兮的菜贩面前挑选中意的菜品，像是一个合格的家庭主妇。她看起来心情不错，能笑容可掬地和菜贩拉上几句闲话。我猜是即将到达的自由冲淡了家里为我欢庆的气氛。

    三年前，当爸爸把一叠厚厚的钱放在招生老师的面前时，心里难受的不只是父母，还有姐姐。十二岁的我对金钱没有多大的概念，于是对训斥姐姐的爸爸的大声责骂只是持一个观望的态度。姐姐在初中毕业之时，成绩没有上本校录取线，父母为了让她继续留在本校读书，拿出一万七千八百块钱——起价一万，然后差一分一百——给姐姐换来留下来读书的资格。她离录取线差了七十八分。

    这是个不伦不类的数字，和一万七千八百一样。

    招生老师让爸爸把钱交到姐姐手上，然后让她一张一张地将钱数给他。他平和的语气、平淡的表情里藏着自以为是的教诲，那一副近视眼镜后面是一对戏谑的神情。我是“懂事”以后这么认为的。

    “让她感受一下送钱出去的滋味，这样才能体会得到父母挣钱的不容易，才能让她以后好好学习。这就是不好好学习的代价。”招生老师说。

    父亲采纳了他的意见。爸爸将一叠钱放在姐姐的手里，姐姐遵从地一张一张地数，一张一张地放在办公室的桌子上，数着数着，不知道数完了多少张，流萤就流下了泪。那剩下的一叠钱撒落在冰凉的地板上。

    母亲抱住自己的女儿，埋怨父亲不该这么对待孩子。父亲没说什么，只是弯腰捡起钱，我也帮爸爸捡了钱，然后尽数交给那个招生办的老师。他将一叠钱用双手齐整齐后，放到点钞机上，哗啦哗啦点钞的声音比姐姐的哭声还大。一百七十八张。他点了两遍。

    我讨回了“钱债”，却讨不回三年前她的哭泣和委屈。

    姐姐喜欢这种生活似的，她像一个经常去菜市场的妇女，可以辨别出哪些菜更鲜，哪一家的肉更佳。我跟在她的身后，替她拎着一袋一袋今晚的食物。沉重的袋子勒得我手指有些发疼。

    站在姐姐的身后，我看着电梯上一个又一个变换着的红色数字。